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财新会议供图
【财新网】（记者彭骎骎）普惠金融是今年的热词。自从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下称《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加速了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然而，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如何做到既鼓励商业机构参与，又不影响商业可持续性？边界在哪里？
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认为，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起到引导作用，且设计规划之前要想好“退出机制”。
“最怕的是最后没有形成市场自身发展的机制，这个是最致命的。政府应该搭平台，让机构来做，而政府最后应该‘退出’。”贝多广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指出：“（政府在）建立机制的时候，就要想着退出之路，而不能让机构依赖政府。这就是战略发挥作用的时候。”
政府应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普惠金融发展要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各级政府也纷纷响应，推出各类“引导基金”或“担保基金”，以期通过增加政府担保，为金融机构承担一部分风险，从而提高机构的参与积极性。
贝多广认为，在推动普惠金融的早期，政府参与多一些并无问题。“不可否认，政府对普惠金融做了很多事。早期，政府建一个基金推动，有利于中小企业去做，我也不觉得是多大问题；但是，制定发展战略一定要清醒，这个基金应该是引导性的，这是最主要的。”
他同时指出，政府的引导作用毋庸置疑，但也需要警惕基层为了达到指标，而造成新的不公平和可能产生的寻租行为。另外，也要注意实际操作中可能产生的隐性成本，“我到农村去发现，就是村支书、村委会在帮信用社做事，但他们没有额外的报酬。另外，政府也派很多公务员下乡扶贫。这些都是成本，而且成本不低，但是并没有计算在内。”
而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职责在哪里？贝多广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即创造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这里面包括征信体系、担保体系的建设，法律制度的完善，企业入场和出场的工商管理体制的规范，甚至破产制度的完善。“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机构跑路，因为没有好的破产保护机制，这也会制约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才是主要靠政府去做的，不能本末倒置。”贝多广表示。
银行面临挑战
除了从国家层面制定宏观的《发展规划》，有关监管部门也明确要求今年大型国有银行要设立独立的“普惠金融事业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截至目前，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已经按照要求，从总行层面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然而，大型商业银行主要是服务大型企业，而普惠金融领域有风险大、成本高、规模小等特点，两者之间是否能找到契合点十分关键。
贝多广认为，普惠金融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挑战蛮大的”。“首先要肯定，这是好事。让主要金融机构能参与普惠金融，能对服务更多人群有帮助，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对于大型银行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跟原有商业模式结合。普惠金融不是一锤子买卖、献爱心，如果这个金融机构本来的定位就是大企业、‘精品店’，你让它现在做普惠金融，可能就强人所难。”
商业银行天生有避险的属性。“我们常说银行‘晴天送伞，雨天收伞’，这个不是银行道德的问题，而是由其商业模式决定的。”中小微企业本身不确定性较大。“最新研究显示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5年，你让银行给他贷款，银行怎么承担风险？银行的原有商业模式不适合这一套。”
除此之外，贝多广认为，除了在供给端制定任务、想方设法提高机构积极性，政府也需要在需求端下功夫，了解普惠金融服务对象——“长尾人群”的真实金融需求是什么。“我们都说融资难融资贵，到底贵在哪里难在哪里？乡村的金融需求到底在哪里？政府引导监管需要数据指标的支持，这些也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之一。”
据财新记者之前了解，目前已经由央行消费者保护局牵头，在制定国家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参考世界银行findex统计方法，结合中国特色设立。目前，已经建立了统计制度，还在收集数据阶段。
“这一年，我们发现普惠金融概念的普及地前所未有。”他表示，普惠金融不是“普惠银行”，涉及到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让更多资本介入这个领域，把资本市场的产品嫁接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