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余世鹏

2021年以来，基金经理“离职潮”再起。截至8月19日，今年以来离职的基金经理已突破200位，创下2016年同期以来的新高水平。其中，离职潮在下半年有所加速，中小基金公司首当其冲。

分析人士指出，基金经理上半年业绩考核出现分化，是离职加速的原因之一。在“强者恒强”格局下，中小基金公司整体情况堪忧，不过依然有个别公司实现了差异化突围。在基金经理“离职潮”的背后，行业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跨期调节”的人才激励机制，并让基金经理充分享受到机制红利。

下半年离职加速

数据显示，截至8月19日，2021年以来已有201位基金经理离职。对比近6年历史同期来看，今年以来的基金经理离职数量仅次于2015年的233位，为第二高水平。

对比来看，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在2015年达到高潮后有所降低，2016年-2019年同期离职人数分别为98位、107位、113位、146位。即便是在基金经理变更频繁的2020年，同期离职人数也只有174位。

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以来的基金经理“离职潮”，在下半年开始加速。截至8月9日，下半年以来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为64位（其中7月和8月以来的离职人数分别为40位和24位），在年内离职人数中占比超过了30%。

深圳某公募高管李浩（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公募基金发展历史上，行情大起大落的2015年，是基金经理离职人数最多的一年，2021年的情况也较为相似。2021年以来的市场行情较为极致，押中了新能源等高成长赛道的基金经理业绩突出，但坚守蓝筹白马股的基金经理则较为惨淡。因此，在上半年时间结束后，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自然出现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下半年以来离职加速的现象。

激励不足导致离职频繁

从基金公司层面来看，基金经理离职频繁以中小型公司居多。具体看，今年离职的201位基金经理分布于102家基金公司中，平均每家基金公司有2位基金经理离职。但实际上，102家基金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基金经理离职人数达到3位及以上，其中有10家公司的离职人数达到4位及以上，如新华基金（6位）、北信瑞丰基金（6位）、国投瑞银基金（5位）、前海开源基金（5位）。

李浩直言，无论是从比例还是数量来看，近年来的基金经理变更以中小基金公司居多，这个现象在公募高管变更中也是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激励不足。他解释说，基金公司目前已扩容到了130多家，但不少成立时间比较晚的基金公司，因缺乏品牌和渠道优势一直发展不起来。投研人才一旦冒尖就会另谋出路，留下来的基金经理也就难以输出优异业绩；相反，头部基金公司具有明显的渠道和品牌资源优势，也能凭借多年的行业优势给基金经理提供足够的激励条件。除了某些基金经理谋求更好发展“公奔私”之外，这类公司基本上是以吸收人才为主。

华南某券商人士于立（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近三年来公募基金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渠道门槛不断增高，渠道在推介产品时更青睐于有优秀过往业绩、风格清晰、市场口碑好的基金经理，头部公司显然在这方面更有优势。这些年虽然有睿远基金等中小公募凭借一些优势打出名气，但这毕竟只是个例。

人才流失并非无解

在李浩看来，中小基金公司人才流失的现象，并非无解。他说，要想拥有一支队伍过硬的投研人才立足于资管业，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核心管理层人员稳定，从而保证公司发展战略具备持续性；二是加大基金经理的内部培养力度，让公司投研文化和基金经理个人理念实现有机融合；三是摒弃当期激励思维，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可以“跨期调节”的人才激励机制，并让基金经理能充分享受到这套机制红利。

李浩说，在当前情况下，中小基金公司的整体待遇水平普遍达不到市场价，但依然有个别基金公司能实现差异化突围。从本质上讲，除了个别核心人物（如睿远基金总经理陈光明）的影响力因素外，人才激励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在创金合信基金、东方阿尔法基金等中小公募身上都能看到。

创金合信基金总经理苏彦祝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该公司自2014年成立以来就实施了合伙人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骨干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李游、曹春林、皮劲松、周志敏、陈建军等一批基金经理，都是公司的初创员工。

“从公司的发展过程来看，股权激励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苏彦祝指出，股权激励首先保持了公司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稳定性，将大家凝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在困难时候，这样的机制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激励机制的核心所在；其次，股权激励的作用还在于风险把控上。“因为大家长期在这个平台上，会对重大风险保持高度敏感，这是公司稳健持续经营的基础所在。”苏彦祝说。

（余世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