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文章，全文对于加深理解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具体内涵大有裨益。
货币政策框架要符合国情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框架采取多目标制的做法被业界所诟病。然而，从二战后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看，也是经历了从多目标到单一目标再到多目标的反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更是普遍反思了单一盯住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将金融稳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函数。由此可见，不同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对货币政策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过程。
实践中不存在所谓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唯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鉴于中国经济“转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征，货币政策多目标制是现实的次优选择。当然，在具体实施中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动态调整不同目标的权重，妥善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或者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该文专门以物价稳定目标为例说明，不同的国情对应着不同的通胀目标，提出1%-4%都是合理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的通胀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该文特别强调，通胀目标的设定只有离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趋势不远，才能够起到稳定和引导社会公众预期的效果，这样的货币政策才是符合实际和有效的。
在谈及“坚守币值稳定”这个根本目标时，易纲指出，中国要根据形势发展，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确定和衡量价格水平的方式方法。
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该文客观分析了后危机时期，主要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利弊。主要结论是，短期内对冲了危机冲击，防止了经济和价格螺旋式下跌，但从中长期看延缓了经济内在的调整，加剧了结构性问题，最终形成货币刺激依赖，非常规货币政策趋于“常态化”。
从各国货币政策的新实践看，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因素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所决定的，货币过度宽松会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延长危机的调整；零利率和负利率会使利差收窄，弱化银行体系。
该文提出，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既不能畏手畏脚，也不能大手大脚，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政策目标和政策力度，高度关注货币政策过度使用后对供给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影响；要注意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而经济增长根本上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维护金融稳定是央行新使命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传统目标的同时，又加入了金融稳定的目标。
该文指出，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和资产市场规模巨大，且容易产生顺周期波动；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前期积累的风险难免会水落石出。为此，央行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上，央行要精准发力，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要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压实各方面责任，共同发挥好在防控系统性风险中的支柱性作用。
日前高层专门研究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工作，提出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完善防范、化解和处置风险的长效机制。
促进财富增长
是央行保持币值稳定新担当
该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货币政策的人民性体现为，能否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保持币值稳定，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得不值钱了。
而这方面有别于维持物价稳定的传统使命，还包括用适当的货币条件促进财富增长，避免加剧贫富分化和金融风险；要保持正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这符合中国人储蓄有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该文突出强调，要在世界经济可能处在长期下行调整期的环境下，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即使全球货币放水，中国也将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
货币环境
要与潜在经济产出要求相匹配
之前的相关提法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而这里是第一次提出货币环境要与名义潜在经济产出（含物价变动）要求相匹配。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是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但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上的问题，结构调整优化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该文明确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货币政策要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政策过紧，会加剧总需求收缩和经济下行；政策过松，又可能固化结构扭曲，推高债务并积累风险。
所以，未来央行的货币总量调控是要与名义潜在产出增长相匹配。也就是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从低收入走向中高收入甚至高收入阶段，潜在经济增长放缓，广义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行将成为“新常态”，全社会必须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国际实践表明，过度的货币刺激反而会在中长期造成诸多复杂的后遗症，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与此同时，为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也可以在引导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着力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薄弱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