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证监会公开的一份政协答复函，证券行业孕育“航母级”头部券商的预期在市场中迅速升温。

消息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中证证券公司指数开盘上涨最高达2.07%。

事实上，从诸多迹象来看，这一政策方向并非无迹可寻。

早在证监会公布该回复函5个月前的7月份，21世纪资本研究院早已通过报告《监管新趋势下的券业图景： “超级机构”孕育在望》对证券行业有望孕育“超级机构”的这一趋势提出了判断。

我们当时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源于两方面信号，一是证券行业在股权新规的作用下开始按照“综合类”和“专业类”实施分类监管，而综合类券商的股东要求进一步提高，但其业务拓展的“天花板”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根据分类监管，相比“专业类”，“综合类”券商的业务范围可扩展至股票期权做市、场外衍生品、股票质押等领域。

其实从这里的业务划分就能看出，所谓的“专业类”和“综合类”之称呼，本质上是在“非资本中介业务”与“资本中介业务”间作区分——综合类券商有条件开展更多资本中介业务。

关键问题在于，资本中介是要“用钱”的，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实力，就绝无可能拥有强大的资本中介业务，因此孕育证券行业的“超级机构”显然指日可待。

第二个理由是相比于证券业面对的行业风险，证券公司体量大多“太弱了”。

数据是最直观的体现。以“行业一哥”中信证券为例，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净资产和总资产分别为1637.38亿元和7294.10亿元，两项指标均在证券业内排名首位，但和银行业相比，其规模指标甚至落后于许多城商行。

从净资产来看，中信证券不及同期的上海银行；而从总资产来看，中信证券总资产较杭州银行落后了2500多亿元。

再比如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前五大券商中信、海通、国君、华泰、广发的总资产之和也仅为2.80万亿元，放在银行业中排序也仅高于北京银行，次于华夏银行；同期50家上市券商的总资产之和为6.95万亿元，该体量才刚刚超过中信银行，落后于浦发银行。

“积贫积弱”的体量，往往让证券业在面临风险时束手无策。

在2015年的股票剧烈震荡时期，监管层不得不借助商业银行的“援军”和央行的流动性支持来提供背书；

在2018年的股票质押爆仓风险面前，地方国资和纾困基金也成为行业内生性薄弱下的一种妥协选择；

2019年某城商行被接管事件触发后，信用分层瞬间让证券经营机构沦为了同业市场中的被歧视者，最终不得不再次饮鸩止渴地采用了“银行出钱、头部券商出力”的临时性化解方案。

而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仍在于风险传递性较高、外部性较强的证券行业自身缺少一家拥有足具力量的超级机构来扮演行业的“稳定器”角色，当行业风险发生时，不得不依赖于外力的帮助。

因此无论从监管层的政策努力方向，还是从防范与化解行业风险的出发点，证券行业显然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超级机构”的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