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跨年秀上，吴晓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1940年代中期，美国人费正清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这个20多岁博士毕业后便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通过中美的对比，第一次将中国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眼前，西方世界第一次深入了解了这个远东国邦。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将中国的发展形容为“冲击-反应”模式，中国社会接受着来自西方政治经济变革模式的冲击，并且不断对此作出反应，以推动自身社会轮轴的运转，一圈再一圈，经年复经年。
彼时，中国就像是一个没有发动机、只靠人力向前推的马车，沉默又疲乏。
1990年代，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费正清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费正清呼应六十年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预判，向世人大方认错。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根本，在于其内生性。
有幸身处于时代庇佑之中的我们，不禁自问，这种内生性源于何处？
脱离时代与国家视角的企业发展，是失去根基的，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关口，这句话显得颇有深意。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单一经济体，14亿人的生产与消费能力，96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体量，上下500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沉淀，都带来了无可比拟的规模优势。
在这种规模优势中，中国的企业有幸经历了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企业的发展通道被极速缩窄，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中国花了四十年，一路狂奔着走完了。
这不失为一种幸运。中国大地如此滚烫，恰如盛夏时节阳光直射下的水泥路面，打一只鸡蛋就能立刻烘熟。这巨浪席席的时代萃取出了卓越的企业，相对应地，中国商业的巨大进步也催生了“世界经济看中国”的底蕴。
加华伟业资本认为，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产业红利的多期叠加效应中，中国企业正面临着较低的试错成本、巨大的规模优势、潜在的群体消费势能，这一波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人口红利：14亿人的消费崛起
过去，我们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出口，形成产业集群和经济带，以规模优势触发经济飞速发展的闸口。然而，劳动力越来越贵、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超一线城市的人群开始反向回流，制造型企业纷纷外迁至东南亚。此间种种，仿佛都为我们一贯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判了个死刑。
因此很多人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
2017年，在《未来20年大机遇》一书中，世界知名的战略咨询机构麦肯锡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正在成为一股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中国仍然享受着人口红利，只是这种红利从“人的生产”变成了“人的消费”，从“人的数量”变成了“人的力量”。而承载起这种巨大变革的，正是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到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的转型。
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柯达胶卷的总裁特地飞到香港，他站在太平山顶遥望对岸，不禁激荡满怀。他知道，对面巨大的经济体正站在聚变的前夜，他只要卖给每个人一个胶卷，那就是13亿的销量。
加华伟业资本相信，中国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想象力已经不只是14亿的人口数量，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正在悄然崛起。他们渴望更加自主的消费选择，愿意为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付费；互联网的四通八达让他们实现了新时代的消费平权，他们对于储蓄和消费的理解，已经逐步改变了中国式的传统消费模型。
如今，城市人口占到中国总人口的52%；到2022年，预计中国还将涌现1.7亿城市新居民，届时城市化比例可能攀升至63%，与此同时。202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将达到6.3亿，为城市家庭的76%和总人口的45%。
比中产阶级的数量更具想象力的，是他们的消费潜力。
中国35岁以上的人，大多经历过不稳定的时期，或遇到过经济挑战。这群人的消费以基础储蓄为限。然而中产阶级的消费平权意识逐渐复苏复苏，他们的消费心态更加积极，消费能力也普遍提升。据波士顿最近的一项全球消费者调查，35岁及以下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开支要比收入类似的上一代消费者高出40%。对于“我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东西，不怎么觉得要买新的”这个问题，中国的年轻中产阶级群体中有42%表示不同意。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该年龄组的数字是36%，日本是32%，而巴西只有26%。
加华伟业资本判断，中国的国民特征已经从价格低廉的“人的生产”，变成了“人的消费”；以“人口数量”拉动出口从而推升经济的发展范式，已经逐渐聚焦“人的力量”，通过消费行业的加成，贯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政策红利：自下而上的制度重构
每一次经济转轨的时刻，都必然伴随着理念、结构以及金融创新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制度变革始终是最牵动人心的因素。它从自上而下逐渐变为了自下而上，“倒逼机制”萌芽，社会金字塔中的普罗大众主导了变革的节奏。
曹文轩的《草房子》中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时代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因为，身处于时代漩涡中的人，相对于上一个时代的人而言，都必然是反叛的。这种反叛带着一种注定的意味，又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
然而英雄般的世界需要勇夫，正是不屈就不盲从的反叛者们，以“草根的力量”重新定义了时代变革的本义。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起始于乡镇农民为了方便贸易临时打起来的露天大棚。而现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20多万名来自全世界的商贩前来采购，每天有约1100个集装箱离开码头，每年创收达到400亿美元。
把历史的焦距拉远，世界上诸多经济体的规模化发展都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英国历史上，有组织的股票交易开始于1698年，而伦敦股票交易所直到1812年才出台正式的法规政策；布鲁塞尔也在正式的股票交易一百多年之后，才出台正式的政府条例。从这个意义上看，内生性的制度与政策变革正是中国下一轮规模化增长的底端动能。
加华伟业资本认为，作为大国的幸运之处，正在于中国没有在车辙式的发展进程中遮天蔽日，底层的制度变革配合“倒逼机制”下的系列新政，逐步释放着越来越大的政策红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民营企业的引导式发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不断完善的金融市场监管。我们在新时代释放政策红利的方式，是国家积极响应人民群众心声，将其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将受惠于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融资、更专业的经营。
问渠哪得清如许，活水源头养大鱼。在这样的活水之中，中国的生产消费都将走向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新征途，民营经济被盘活，消费市场在政策红利中不断崛起。
产业红利：刚性需求下的消费服务产业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超过1600万，个体工商户约为4600万。这超过6000万的群体是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下的成就之一。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不光是物质财富，更是通过积极的消费观念、包容的消费心态，促进了产业升级和人的解放。
原始时代，人的需求来自于狩猎采集，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解决“活下去”这个问题；农耕时代，人们开始与土地培养共生共存的关系，随着各类工具的出现，第一产业逐渐变成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根基；工业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独特的产品需求，消费服务产业成为人实现解放、彰显价值的重要支撑。
通过商业，人逐渐实现了宏观层面的产业变革，与微观层面的自我解放。这项伟大的运动，仍将继续下去。
中国的产业变革是一种“破壁式冲击”，长时间的思维束缚让中国人对消费服务形成了壁垒化的认知，全新的消费观念、服务方式、产业重塑，都需要不断冲击消费者的思想壁垒，完成从无到有的“新产业重建”。
日渐壮大的消费服务产业经历着巨量的变革，风口轮动，需求随变。如今，人人都在说消费升级、中产阶级、新零售。2017年，股市中表现最抢眼的是大消费类的蓝筹股，规模成长最快的是倡导优质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类互联网公司。
产业变革的实质也逐渐从生产制造向消费服务转变，“中国制造”的大格局面临着“中国消费”的巨大颠覆和重塑，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产品背后的服务，也开始重视品牌背后的价值观。
从需求端来看，消费服务产业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人的一生。因此，这种普遍深化的刚性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不断释放着后发空间的红利。
加华伟业资本相信，对于中国而言，各个阶层的消费服务还远未达到饱和，更多的创新因子正在反复冲击着这个产业，有消费者，就会有消费服务。因此，站在历史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消费服务产业的红利，将不断释放，它的变革也将永无终点。
过年了，许多常年在北上广生活的青年们，将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将在长辈的絮语、裹满糖衣的冰糖葫芦、少时玩伴偶遇的小县城里，与小时候的自己重遇。或许，他们也会发现，梦中少时的石板路，已经通向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乡。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完成了从0到1的转变。加华伟业资本乐见，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产业红利拥抱下的中国，正借由消费服务崛起的必然趋势，在从1到100的路上持续创造，挺立于时代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