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时期亟待实现的战略目标，就国内层面而言，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即由要素与投资驱动型向内生性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切换；而就国际层面而言，是要通过构筑制造业竞争优势，全面提升贸易竞争力，确定全球金融变迁中的人民币的重要角色，进而在全球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据一席之地。
战略规划必须
目标指向明确
即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中国“十三五”规划，极有可能给出中国由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向产业与金融强国迈进的路线图，而相关的顶层设计与有效执行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在业已启动的全球产业与金融分工中的实质性地位。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或曰规划，而且美欧和日本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有非常成功的发展规划。即便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亦同样重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德国爆发的大众尾气事件尽管给向来严谨的德国工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德国在工业规划与设计以及质量控制体系方面的成就并不能因此抹去。德国的“工业4.0”计划即是德国对产业与变迁趋势的一种前瞻性适应。至于对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最为敏感的美国，其在经济领域的战略设计与相关布局的出发点只有一个：保持美国在全球顶层分工领域的领先地位，以确保美国相较于主要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而且美国的逆境调整能力也值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学习与借鉴。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咄咄逼人的日本曾在汽车、电子等一系列领域把美国逼得喘不过气来。但是美国并没有在日本当时业已形成的优势领域里与其展开竞争，而是跳开既有框架，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为引领，发动了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均在40%以上。“新经济”革命在将美国从当时的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同时，也把日本经济间接送入了“失落的十年”。因此，一国或地区的战略规划既要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更要有适应经济形势发展与变革的灵活性安排。
必须实现增长方式
根本转变
对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在“十三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即由要素与投资驱动型向内生性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的切换。因为任何拖延经济战略转型的发展规划与经济政策都将显著增加转型的边际成本。
过去多年来，各级各地政府尽管也很重视经济发展规划，中央层面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和战略。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偏离了制度或规划设计的初衷。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年均9%的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一方面，人为压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尽管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将大量的国外资本吸引到了中国，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资冲动与出口的过度增长现象相当严重。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这种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因此，中国最近30年的经济增长尽管成就举世瞩目，但在经济的有效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方面却成效不彰。
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全面转型，就必须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稳定增长，更要战略转型，即：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转变。基于此，在有关的规划设计中必须加速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迈向全球金融
价值链的高端
在国际层面，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时期亟待实现的战略目标，是要通过构筑制造业竞争优势，全面提升贸易竞争力，确定全球金融变迁中的人民币的重要角色，进而在全球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据一席之地。
金融是全球最高层面的分工表现形式，是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转换器。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十三五”期间，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货币与金融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尽快筑起“经济与金融高边疆”，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中国央行日前启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即是中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旨在为不断扩充国际行为空间的人民币提供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转换器。实现国内外有关支付系统的有效对接。而这些货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即是国家在“十二五”时期的相关战略规划之一。
一般认为，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流动之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进而成为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但这个时间跨度估计需要20年，而“十三五”恰恰是培育相关技术要素的关键时期。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国人早就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但对中国而言，避免重蹈日元覆辙才是未来最为值得警惕的风险。
“十三五”时期将是全球金融大洗牌时期，中国必须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以制度创新和人才培育为牵引，着力锻造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尽管这个宏大发展战略绝非一两个五年规划所能实现，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