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得奖爆冷门，他的研究接地气。
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 安格斯·迪顿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研究他的人较少，浙江有人曾想翻译他的作品
北京时间昨晚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Angrus Deaton（安格斯·迪顿，微观经济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以表彰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根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的公告，Angus Deaton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1.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2.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包括宏观和微观数据的采集）；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研究。迪顿获奖后表示，“我确实预见到贫困率的下降，在过去20年里，贫困率下降幅度很大，我认为这一趋势将延续下去。但我不是盲目的乐观派。”在宣布获奖的时刻，有人问他有关欧洲的难民问题的看法。他表示，全球贫困率的下降从长远看可缓解这一问题，但现在还不行。
与很多热门候选人相比，着力于微观经济的安格斯·迪顿不太被国内学者所熟悉，但他的研究其实很接地气。就在10月4日，世界银行调高了贫困线，把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从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这意味着全球的贫困人数将增加——贫困的定义其实就是人的消费水平。10月17日是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也是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所以安格斯·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
迪顿的深刻之处在于，在他看来，贫富差距绝非是简单的收入问题。倘若只是富人收入增长，穷人相对贫困，但整体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不过，超脱了收入领域，在健康，福利方面，一旦富人过多的占用社会资源或者保持政策制定，则穷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挤压可能非常有害。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李井奎：
“看过他的著作，甚至想翻译他的书”
“确实国内研究安格斯·迪顿的学者相对会少一些，而我也只是读过他的书。”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李井奎博士在接到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很谦虚地表示，因为看书也是多年前的事，所以也是了解一个大概。
“2009年我读了《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作者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他老师的一本书，也就是安格斯·迪顿的《经济学和消费者行为》，认为非常了不起。然后我就好奇去找了这本书来看，后来我在课堂上也常用到这本书的第一第二部分，比较理论化，这本书在业内也一直被认为是消费理论最好的教科书。”李井奎说，后来自己甚至想要翻译他的著作《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想法被搁置了。我的研究方向也变了，不过我相信这次安格斯·迪顿得奖后，会有更多人把目光转到这个领域来。”李井奎在自己的微博上对迪顿获奖的评价是四个字“实至名归”。
在李井奎看来，安格斯·迪顿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数据和理论上搭建了桥梁，微观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模型，叫AIDS需求，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把计量模型扩展到收入和储蓄的研究，尤其是衡量贫困、健康，并结合家庭数据调查，这个领域是他的强项。
浙大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
“他用数据告诉你，消费和收入有怎样的关系”
“听到这个获奖消息时，我们正好几个老师在开会。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但还是有点小小的意外吧。”钱报智库专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说。
1936年后，也就是凯恩斯后，很多经济学家把方向转到了宏观经济，直到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思潮——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以前大家都研究总的消费、总的投资、总的需求等，但后来有人去了解个人行为了，比如个人的储蓄啊消费啊，从此宏观经济下有了微观行为做支撑。”史晋川说，安格斯·迪顿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叫做“微观计量”，这在消费领域非常有用。
举个例子来说。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人的消费是受到当下收入的影响的。之后，有两个理论出现了，第一是“生命周期理论”，意思是“人的消费不是根据现有收入决定的，而是根据他一生的收入”。比如说人年轻时，赚的少，消费相对高，中年收入高了，但开销相比小了，到了老年，收入少了，但开销不会减少；第二个理论是弗里德曼提出来的，叫“持久性收入理论”，意思是，消费不是根据一时的收入，而是持久的收入。安格斯·迪顿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这两个理论和实际现象不完全吻合，于是他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做了修正，他提出“消费是平滑的，持久收入相对波动会大”。“他引入了‘预期收入’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认为，可预期的收入影响消费比较大，不可预期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小。”史晋川说，当然，安格斯·迪顿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这个计量模型，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迪顿悖论”。
新闻+
直接援助
无法改变贫穷
既然讨论消费，那么贫穷也是逃不开的话题。安格斯·迪顿在《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中谈到了，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如何帮助落后国家和落后的区域？迪顿反对富国对贫国的直接援助，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外国援助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因为维持这个政府的经济来源不是来自国内”。
他认为，许多人期待政府出面为人民带来繁荣和平等，却忘记了政治本身的利益。 给予制药公司一定的激励帮助他们开发盈利少的药物，开放移民和贸易政策，取消限制才能有助于缓解这些不平等。
金融危机前后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
仔细观察这些年的获奖学者，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在金融危机前，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往往是一种新的经济学，比如博弈论在过去尤其受欢迎，1994、1996、2001、2005、2007年这几年中都有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得奖。在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学专家得奖更多，2009年、2010、2011一直到2014年，只有2013年是股票价格问题，相对微观些。而今年又是微观经济主导的领域获奖，结合如今全球对于消费及贫困现象的关注，这大概也可视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吧。(记者 曹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