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
我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民间借贷主体仅限于至少一方是公民(自然人)，而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按照央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和我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而被认定为无效。这一制度性规定在司法界被长期遵守，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这一制度不仅没有消除企业间借贷行为的发生，相反，企业间借贷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势头。现实中企业间存在的巨大借贷需求，催生了一系列企业之间的间接借贷运作模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周转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的发展瓶颈，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或者相互之间拆借资金成为融资的重要渠道。但为了规避企业之间资金拆借无效的规定，不少企业通过虚假交易、名义联营、企业高管以个人名义借贷等方式进行民间融资，导致企业风险大幅增加，民间借贷市场秩序受到破坏。
“时移则法易”。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我们经研究认为，对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应当给予有条件的认可。本司法解释为此规定：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互拆借资金，司法应当予以保护。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不仅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有序运行，促进国家经济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规范民事审判尺度。
当然，允许企业之间融资，绝非意味着可以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应当说，解禁并非完全放开，我们认为，正常的企业间借贷一般是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但不能以此为常态、常业。作为生产经营型企业，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主要业务，或者以此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则有可能导致该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异，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这种行为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从效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为此，本《规定》专门对企业间借贷应当认定无效的其他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
(八)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
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事关合同效力的维护及市场经营秩序的安全和稳定，亦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无效民间借贷行为的具体情形，有利于规范我国的金融秩序;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有序发展;为审判实践准确认定无效民间借贷合同提供规范依据。本《规定》具体列举了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包括：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九)关于虚假民事诉讼的处理。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民事审判领域存在许多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此类案件利益关系复杂，且往往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旦法院未能识别虚假诉讼，支持了虚假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但无法化解纠纷，反而更加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极易引发和激化社会冲突。总之，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既侵犯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既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又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预防和打击，以维持诚实守信的诉讼环境。审判实践中如何识别虚假诉讼是遏制虚假诉讼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应当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力度。本《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并总结出了具体列举的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如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等等，以供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借鉴、参考。当然，正确识别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还要求审判人员基于自身的审判经验的积累，对生活的认知能力的提高，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经审理发现属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除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外，还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必须要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
利率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也是本司法解释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率市场化。但是，利率市场化绝不意味着利率无限化，更不意味着利率无序化。必须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进行管控。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除应当考虑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便利，还要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借贷双方的真正需求。我国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历了从国家统一贷款利率，到依据国家基准利率上下限浮动利率，再到2004年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上限，2013年取消浮动下限的变迁过程。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裁判中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的变革势在必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究竟如何进行调整，采纳何种模式，固定利率上限标准如何予以确定，这一系列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亟待回答。《规定》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的内容主要包括：1.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无权主张借款人支付借期内利息;2.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3.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4.除借贷双方另有约定的外，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并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此外，这一部分还对逾期利率、自愿给付利息以及复利等问题作了规定。
